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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ezember 中国需要重写抗战史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 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 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文/黄钟，摘自世纪中国。 05 Dezember 不看欧洲的历史，你便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卖国(1)
很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和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比较流行，书的名字叫，作者是台湾的柏杨，电视剧叫做，剧本是苏小康写的。所宣扬的思想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污秽的"酱缸"，把中国一百余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祖先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儒教。 22 November 日本人为什么没有被蒙古人征服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当时从东 亚到欧洲的许多史籍都有记载，不过最原始的纪录来源不外三 处：一为元帝国的记载；一为朝鲜的记载；一为日本的记载。 这三种记载都有偏颇，相互矛盾处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证，又 有考古发现作旁证，互相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相。其中朝 鲜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战争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因此他们 的记录更可信些。 蒙古人对日本的进攻起因于日本不肯臣服于蒙古帝国。忽 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 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 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当然不能 容忍，于是武装攻日遂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进攻 日本时，南宋尚未灭亡，忽必烈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元帝 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征，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并不多，汉人也 不是此次侵日的主力。
忽必烈执意要控制日本，除了显示大可汗的权威外，还有 许多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富甲四海，可因为蒙古贵族对 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蒙古帝国的财政 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 无度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 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 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 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 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 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 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 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 首先攻占并蹂躏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 入内陆。三路入侵军队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 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 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 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 进行了二十多天，日本人战术较为落后，在开始的战斗中蒙受 巨大伤亡，但他们仍然成功地阻止了元军的推进。在相持了几 天后，日本人渐渐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 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 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 势失效。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 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他们的败局已不 可避免，由于箭和给养都即将用尽，元军无力继续守住阵地， 他们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 击，遭受了一些损失，不过大部分船只安全回国。 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 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 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 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 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相对来说，使用 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 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 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 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 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 （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 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中国最好的刀剑一般由 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 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 只有贵族才能拥有。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 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 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 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 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 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平心而论：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 要时他们可以*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 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 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 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 他们掠夺。因此日本人的战术可谓十分高明，当然这也需要日 本军队的战斗力做后盾。 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 人的威力，遂再次派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 将蒙古使者斩首。忽必烈自然不会忍气吞声，在统一中国之后， 他便着手准备第二次海上入侵。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 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 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 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 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准备自然无法保密，日本人严密侦视元 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蒙古来袭”做了充足的战 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 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 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 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当敌人进攻日 期临近时，北条宗盛和北条宗政分别率精锐武士军开往本州和 九州沿海地区布防，北条宗政的镇西军后来成为战斗的主力。 同时九州各藩开始动员民兵，日本其他地区的武士也赶来参战。 公元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江浙和朝鲜两地同时 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 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 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远征军中蒙古 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北方出海的舰队于五月底如日本人所料 抵达博多湾，在等待南方舰队期间，蒙古人轻易攻占了博多湾 的几个岛屿，岛上的居民全部遭屠杀，岛上的建筑物也被尽被 毁坏焚毁。六月上旬，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 海会合，之后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 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 抵抗，日本军队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 组织反冲锋。日本人最成功的一次反击击溃了高丽军主力，高 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激 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 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 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 次相同，会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 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 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 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 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 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 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 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 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日 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 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 （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 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在这次惨败中，南方军只有三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 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透过这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 了战败的真相，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 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入侵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 人投入的军队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 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 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尤其 在装备和战技方面。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 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武士的 盔甲。日本武士完全脱产，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 们的战技胜过蒙古人毫不奇怪。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 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 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 的鱼腩部队。不过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 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 似乎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 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 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 弓有几分相似，长约一点五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 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实际上当时日本 人的战术也和英国人相似，都是以重骑兵（武士）为突击主力， 轻步兵和弓手负责保护两翼和压制敌人。 关于日本参战军队数量，各方的说法都很模糊。后来的一 些中国野史称第一次战争日本投入十多万军队，第二次战争则 有四五十万日军参战。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绝不可能。当时 的九州总人口不过几十万，即便全民动员也不会有十万兵力， 况且并非九州所有地区都派兵参战。两百多年后的战国时期， 日本的财富和人口都远胜过十三世纪，战国时期几场著名的大 战，各方投入的总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日本的军队数量不多， 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较崇尚精兵。我个人的估计，第一次战争 日本军队约一两万，第二次可能是五六万，反正不大可能超过 十万人。 元帝国对日本两次入侵的概况就是如此。出于大家不难理 解的原因，许多爱国者对蒙古人的失败深感惋惜，他们总结了 不少教训，认为如果元帝国能避免这些失误，本可以征服日本， 这样亚洲历史就要改写。这些教训较有道理的有四条：第一， 不应该由范文虎这样的庸才做统帅；第二，远征军应多配备马 匹；第三，远征军应配属“回回炮”；第四，军队的规模还不 够大。下面我分别说说这四点。 先说说范文虎，范不过是副统帅，真正的统帅是右丞阿塔 海，不过他没有亲临战场，实际的统帅是两位副帅，一为范文 虎，一为蒙古人唆都。范文虎只指挥新附军，其他部队都由唆 都指挥，可以说所有精锐尽由唆都掌握，唆都才是实际上的统 帅。但蒙古人没有海上作战经验，因此范文虎有时成为实际的 指挥。范文虎和唆都在军事上的才能确实平庸，但在此次战争 中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特别愚蠢的错误。飓风来临之前，范文虎 已有所预感，他命令自己能指挥的部分舰只驶入较安全的峡湾 躲避，结果总算保留了几艘完好的船只供高官们逃命。不过后 来追究起责任来，身为汉人的范文虎当然首当其冲被处死，唆 都所受的处罚不过降职而已，在某些爱国者眼里范文虎自然成 了历史罪人。 再说说马匹，远征军只配备少量马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 考虑：渡海登陆作战时，战马所消耗的给养是步兵的五六倍。 也就是说：如果给参战的四万多蒙古兵都配上战马，他们也就 不可能有其他辅助部队了。另外日本人用于阻挡骑兵的石墙大 概也是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提供更多马匹的重要原因。在海滩 上四万多蒙古骑兵是否比二十多万混合步兵更易于突破日本人 的石墙呢？我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所谓“回回炮”，并非如许多爱国者所想，它其实跟中国不大。回回炮的前身是西方的抛石机（catapult），公元 前八世纪由亚述人最早使用。之后西亚和欧洲各民族不断改进， 到公元二世纪初的罗马图拉真时代，抛石机的机械结构已十分 完善，它成为罗马工程兵的制式装备。公元九世纪，拜占庭帝 国的化学家改进了抛石机的投射物，使抛射后的燃烧效果远胜 从前。拜占庭的敌人穆斯林（回回）在其舰队吃了几回大亏之 后也开始仿制和使用抛石机，成吉思汗的一位驸马就是在与花 剌子模人作战时被抛石机的弹丸击中身亡。蒙古人使用的“回 回炮”为巨型抛石机，由俘获的阿拉伯工匠制造。这种回回炮 用舰船运输十分困难，元军如果要运载回回炮往日本使用，必 然大量减少运送的战斗兵员。这样回回炮的作战效果是否能补 偿士兵减少的损失，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想：即便回回炮发 挥作用，也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 事实上，第一次入侵日本时，蒙古舰队倒装备了几具回回 炮，原打算用于海战，可预期的海战并没有发生。当元军退守 海滩时，这几具回回炮也用于轰击日本人。可回回炮究竟效果 如何我并不知道，有野史称“大败日军”，我觉得这说法不大 可信。从后来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配备回回炮来看，其实战效 果不会太显著。 如果元帝国往日本投入更多的军队，比如说三四十万，元 军确有可能突破石墙，攻入九州内地。但想要进一步征服日本， 我认为不可能。大家恐怕忘了一条基本的常识：小国面对强国 的威胁想保持独立，它不必击败强国，只需让强国意识到侵略 自己得不偿失即可。而这一点，日本早就做到了。就算蒙古人 能攻入九州，日本人也不会向侵略者屈服，他们会坚壁清野， 不断袭扰。这样入侵的大军会和美洲革命期间的英军一样，所 有的人员，武器和粮秣的补充都得依赖漫长脆弱的海路运输。 即便以中国之大，也无力长期承担这样的战争，元军最终的结 局只会是退出日本。 事实上，忽必烈确实准备第三次更大规模地入侵日本，他 命令阿塔海负责征日准备，阿塔海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制造更 多的舰船，召集更多的部队，征集更多的兵甲给养。然而，在 准备了几年后，元军在安南（越南）和占城等地的失败终于使 忽必烈意识到进攻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忽必烈最终降旨宣 布：为了体恤民力，征日准备一律停止，士兵和民夫大多遣散 回乡。忽必烈的举动等于承认了自己过去十多年对日政策的失 败。但无论如何，与历史上许多伟大领袖相比，忽必烈承认错 误的勇气令我钦佩。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孙子铁穆耳（成宗） 改变对日敌视政策，恢复中日通商，蒙古人终于能通过和平渠 道获得日本的白银。 元帝国在安南的失败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证明当时的蒙古人 不可能征服日本。安南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远不如日本人，也 没有日本人的地利，不过他们奋勇抗敌的勇气倒和日本人相似。 据说所有安南军队的手臂上都刺有“杀鞑”二字，以表明自己 拼死杀敌的决心。由于中国和安南之间没有大海阻隔，蒙古大 军能轻易突入安南腹地，在整个安南战争中，安南的任何地方 蒙古人都能不费力攻占。但安南军队在初期遭大败后即避开正 面战斗，不断组织小规模袭扰，蒙古人损失惨重，南征副帅唆 都（就是前述的侵日统帅）也遭伏击身亡。安南战争旷日持久， 元军的人员兵器和粮草补充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最 终忽必烈不得已将军队全部撤出，承认了安南的独立。 高丽人反抗蒙古人的战争更为艰难，从十三世纪初蒙古人 征服高丽起，高丽人的反抗就没有停止。高丽人时降时叛，屡 败屡战，抗战最艰难时，高丽王浮于海上，拒不投降，也拒不 和谈。最终铁穆耳意识到高丽战事若不结束，朝鲜半岛会成为 帝国流血不止的伤口，在占领高丽七十余年后，蒙古人从大部 分高丽地区撤出，承认了高丽王对朝鲜大部的统治。 元帝国亡于明王朝之后，朱元璋像当年的忽必烈一样，也 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日本人的反应也和当年一样，他 们拒绝了明帝国的要求并杀了来使。面对同样的冒犯，朱元璋 比忽必烈冷静得多，他没有负气出兵，只是下令禁止与日本通 商。为了避免子孙重蹈忽必烈的覆辙，朱元璋在一篇《大诰》 （政治遗嘱）中将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列为“永不征伐之国”。 综上所述，日本，越南，朝鲜等人口只有中国人几十分之 一小民族，它们的能击退蒙古人的入侵，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勇 气和不屈的精神。但无论如何，这些小民族的成功无疑增加了 我们汉民族的屈辱感。出于大家不难理解的原因，我们对越南 人和朝鲜人的成功尽力淡化。而对于日本人，由于他们曾给我 们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讲述他们如何英勇抗击侵略更是令人 不可容忍。由于有“神风”的存在，许多爱国者遂顺理成章把 日本人能保持独立归咎于运气。事实上，“神风”确实帮助了 日本人，但如果没有“神风”，日本人同样能击退蒙古人。要 驳斥“神风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神风”之前，日军和 元军已激战近五十天，元军遭重创，而且完全被日军压制。 最后再说几句：关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某些现代中国学 者和所谓爱国者的表现实在是令人作呕，这里简述其中两项。 其一是扯大旗作虎皮，乱认祖宗。元代明明是中国人遭异 族征服的时期，在元帝国的四等居民中，作为中国主体的汉人 地位最低，按照蒙古律法，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别人的驴子 同罪。许多当时地位远比中国人高的民族，如俄罗斯人，朝鲜 人，维吾尔人，他们的后裔都将蒙古统治时期视为民族的耻辱。 而许多大喊“爱国”的中国人，却将蒙古人的统治视为无上的 光荣，借蒙古人的军功来装点自己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成 吉思汗这个不会讲一句汉语，视中国人如粪土的半野蛮人也被 许多爱国者认作中国人，捧为“中华英杰”。成吉思汗如果知 道自己死后会有这样多下*的奴才自愿为他舔屁股，不知会做 何感想。 其二是竭力丑化别人，为自己的懦弱开脱。当时的日本人， 越南人，朝鲜人都是英勇顽强的民族，他们光明正大地击退了 统治半个世界的可怕强敌。可我们的某些史书总是尽力夸大他 们的短处，以暗示他们其实跟中国人并无差别，不过更幸运而 已。讲到安南的战争，许多史书着重说安南军如何低劣，不敢 正面迎战，蒙古军如何威武，如何攻城略地，后来蒙古人又如 何不适应热带丛林，如何瘟疫流行，等等。我想：明眼人都明 白，当时的安南人如果跟蒙古人逐城硬拼，那才是白痴。其实 若论抵御蒙古人的地利，南宋丝毫不比安南逊色，因为中国的 南部地区江河纵横，湖泊与水田密布，是机动骑兵最难以发挥 的地域。至于元军在日本的失败，许多中国史书把这完全归功 于飓风。只字不提日本人的英勇抵抗，却凭想象大肆编造和渲 染日本人如何恐惧，如何奔走呼号，如何绝望祈求上苍，等等。 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饱受凌辱，这自然有外在的原因，可 更大的原因在我们自己身上，这需要我们认真反省。可有些所 谓的爱国者不肯面对事实，倒热衷于强*历史来寻求快感。我 个人的看法：“神风”这类意淫谬论的广泛流传，才是我们民 族的真正耻辱。 转贴声明：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本人立场！ 21 November 北平，那八年——历史的讽刺昨晚，看了一记录片《北平，那八年》，讲述的是1937-1945八年抗战时期北京老百姓的生活，片子是以编年为体例，每年一集，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还有一些历经此劫的老人回忆，中间不时穿插着老舍的经典作品《四世同堂》，为我们清晰展示了当时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历史记录片。
但是期间插播的两次广告让我好不郁闷，两次广告都一样，广告不多，只有两个广告，但让我悲愤的是中间插播的一个是RICOH打印机，一个是SONY笔记本。 ……
不知道是电视台故意要来这一黑色幽默，还是纯属巧合？反正心里很不是滋味：刚看到影片中当时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抵制RI货，中间就来一段RI货的广告…… 这到底是怎么了？这究竟是让我们记住历史，还是讽刺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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